揭開歐洲伊斯蘭聖戰士搖籃的神秘面紗 -

前進布魯塞爾市的莫倫貝克區 Part 1

惡名昭彰的性變態 vs 自爆伊斯蘭女聖戰士 

比利時惡名昭彰的性變態 Dutroux*1 遇上自爆伊斯蘭女聖戰士 

看看誰怕誰?!


自我以日記體寫下布魯塞爾恐怖威脅危機的第一天開始,就有許多朋友問我:比利時是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簡稱EU/歐盟)的六大創始國之一,布魯塞爾更是歐盟的總部,歐洲的政治經濟中心,應該是個先進的城市,今天怎麼會成為伊斯蘭聖戰士在歐洲的大本營呢? 


老實說,這個事實對我而言並不意外.

生活在布魯塞爾(簡稱比京)這個城市中,我親眼目睹在1990-2010這二十年間,比京市中心的許多角落 “由白轉褐”(由比利時白人社區變成褐色皮膚的穆斯林)、“三明治變沙威瑪”(沙威瑪是穆斯林的三明治) 、 “由露背裝變包頭巾”等等.最瑣碎細微的改變,透露出城市內在所發生的 “質變”- 而這個質變,改變了比國社會的最核心深層.


有人說數據會說話.

根據統計,近十五年來歐洲地區持續每年發生恐怖攻擊,而傷害度最大的事件都與伊斯蘭聖戰士(Jihad)有關. 比利時雖然不是歐洲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國家,但卻是他們最密集的集居地. 自2001年開始,許多國際上發生的恐怖行動的策畫及執行者,也都是由布魯塞爾市莫倫貝克區(Molenbeek)的伊斯蘭聖戰士所為.例如去年的法國查理漫畫報屠殺事件(Charlie Hebdo),比京猶太人博物館爆炸事件,然後就是今年11月13日發生的巴黎恐攻事件.

15年間在歐持續的恐怖行動

歐洲近15年來的恐怖威脅史.pn


歐洲的穆斯林人口比例與密集度表:

法國的人口比例數最高,佔總人口的7.5%;

但以密集度而言,比利時卻是第一(圖中的深紅點),

每百萬人裡就有30-40個穆斯林.

歐洲的穆斯林人口比例與密集圖 


事實證明,在不知不覺間,比利時已成為伊斯蘭恐怖分子的巢穴, 而布魯塞爾市莫倫貝克區就是他們的大本營.然,究竟是什麼因素讓這個風光的歐盟首都淪落到今日的眾夫所指? 根據我的觀察了解以及在網路上的搜尋,我認為具體原因或可歸納成下面幾點:


一.移民美夢變噩夢 – 沒有明天的穆斯林: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十九世紀末的比利時其實是歐洲第二最先進國家. 自英國開始工業革命,比國東南部盛產煤鐵的天然條件,促使比利時成為歐洲第二大工業國,為了滿足勞動需求,比國開始引進便宜的外國勞工.

1950-1960年期間,先是南歐的義大利、西班牙,然後是北非摩洛哥、土耳其移民陸續抵達.比利時政府為新移民選定的家園就是當時與布魯塞爾市的僅隔運河相望對的莫倫貝克區.

原先的規劃是:新移民在完成工程後要回歸祖國,但後來在比國政府的同意下,這些移民不但自己留下,還將家人接到比利時定居. 從此,這些新移民家庭及他們在比國出生的孩子們成為莫倫貝克的新主人.


原本,移民第一代在融入地主國的原生社會時,發生融合問題是常見現象,通常到了移民第二代、第三代時,這個問題會自然消失.然,比利時的劇本卻很不一樣.

穆斯林父母因為環境和語言上的弱勢(*舒舒小語:比利時國語為法、荷、德,一般人至少得會前兩種才能找到工作),無法給予第二代社會及教育支持. 許多移民家庭的孩子在學校因為學習成績不好輟學,變成小混混、甚至罪犯;有些人完成學業後卻找不到好的工作,只能淪落到社會最底層. 

沒有好的生活條件,沒有社會地位,沒有自我認同;再加上比利時自己面對的國家分裂危機(*2),對母語、宗教不同的穆斯林而言,更難找到國家認同感. 在莫倫貝克區上演的 “多元文化悲劇”(multicultural drama),將伊斯蘭年輕族群的移民美夢變惡夢,眼前一片黑暗(*3).


我住的斯哈爾貝克區(Schaerbeek)因為穆斯林移民多,所以我也交了幾個伊斯蘭教朋友. 跟我比較好的是一位土耳其裔女士 Z ,屬於在比第二代移民,不到五十歲.她有三個兒子,而最大的那個今年已經三十歲了. 雖然我不敢直接詢問她的家庭狀況,但從我們的閒聊中,我可以感受到她的生活中承受了非常強大的壓力.

這股壓力一方面來自她的家庭 – 先生兒子全家都是穆斯林男人,她是家中地位最低的.

伊斯蘭的社會是100%的父權社會,男性至上的權威不僅在外,在家更是表現無遺.

例如,妻子不能違背丈夫的意見,所以早婚的 Z ,從結婚以來就是唯老公之命是從.

例如,女人不可以與成年男子同桌吃飯,就算是父女夫妻母子也不行.只有女孩與未成年的男孩,才會跟在媽媽身邊一起吃. Z 的兒子們都已成年,因此,當 Z 汗流浹背的在廚房忙做好全家人的飯菜後,她卻必須孤單一個人在廚房裡吃飯. 或許因為這個原因,她特別喜歡跟我約吃中飯.不為其它,我想她大概就想找個人一起吃飯.


穆斯林女人因為家裡地位低落,所以也沒有什麼發言的機會.因此,她們一到外面,就會嘰嘰喳喳個不停.無論是 Z ,還是我認識的其他穆斯林太太,一打開話匣就關不上了,可見她們平時在家的苦悶.


Z 另一層壓力來自比利時這個看似民主寬容,實則自我主義強、眼光狹隘的社會.

雖然Z不包頭巾,言語談吐上也受過良好教育,但她卻找不到工作.

“我在布魯塞爾市出生長大、上比利時的學校,法文是我的第二母語,但我找不到工作.因為比利時荷語區的經濟力比較強,所以雇主們都要求我要會說荷蘭語.”Z 無奈的對我說.

“但妳也知道呀,生活在比京根本用不上荷語嘛,也沒有可以練習的環境.跟荷語比起,我寧可去學英語,畢竟那才是國際語言呀.可是沒辦法,我不想閒在家,我想去工作,所以還是得去上荷語課.”Z 苦著臉向我倒口水.


身為第二代的她找工作如此辛苦,第三代的兒子們又如何?

“以前我上學時,比利時小孩都不跟我說話,我完全被班上的同學孤立,跟我同校的土耳其朋友也一樣,所以我們常在一起玩,到現在還是好朋友. 我兒子之前上的初中高中也都是比京的公立學校,但 80% 以上的學生都是土耳其、摩洛哥裔,還有一些剛到比京的東歐移民,大家都是外國人,比較沒有歧視問題.況且法語是我兒子的母語,他的東歐同學連法語都不會說,還要向他請教功課呢.”Z 驕傲的談著兒子.

“他們現在都有正當工作,也都很忙,我只等著他們結婚生子,我就要抱孫了.”不到五十歲的Z,聽起來好像六十幾歲的老媽媽.


這就是比利時的外籍移民寫真 - 離鄉背井,已有天涯淪落之感;努力學習地主國的語言文化,但又無法完全融入當地社會;如果身邊缺乏智慧的長者帶領教導,家庭又缺乏溫暖,甚至還被家暴,年輕人累積了憤世嫉俗的負面情緒、最後步入歧途是很正常的.


在不到120萬人口的比京,有太多與Z遭遇相似的穆斯林移民. 伊斯蘭女孩的人生選項不多 - 長大由父親指定對象嫁人,一生近乎油麻菜籽的命運. 男孩的選項也不多 - 長大、夢想破滅(或者沒有夢想) ,然後走上了聖戰士這條不歸路.


二.薩拉菲主義的擴展......


(未完待續 : #來自歐洲聖戰士之都布魯塞爾市的第一手報導# - 危城四日後記 4)


(*註1) 1995-1996期間比利時人 Marc Dutroux陸續綁架了6個女童然後將其虐殺,案件爆發後轟動全球.他殘忍的性變態手法與罪行,比美國著名影集 “法律與秩序-特殊罪犯”的故事還匪夷所思. 在漫長的司法過程中,他甚至曾在法院提審期間逃亡,引發比利時人對其司法警察系統的不滿及抗議. Marc Dutroux是在伊斯蘭聖戰士前比國歷史上最羞恥的一個人物,直到今日還有比利時人因為羞於跟 Dutroux 擁有同一個姓氏而要求改姓.

參考閱讀: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arc_Dutroux


(*註2) 比利時的國家認同危機:

公元1830年以前的歐洲地圖上是沒有比利時這個國家的.

當時這塊土地上有的是說弗萊明語(Vlaams,一種荷蘭語方言)的佛蘭德斯地區(Vlanders);法語的瓦隆區(Wallonie),還有原本屬於德國,後來被割給比利時的德比邊境一小塊地方. 這片領域被那時的荷蘭、法國、德國、還有英國勢力佔據.

在受不了 “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欺凌下,這片大地上的百姓們終於發起了獨立運動,最後在1830年獨立成功.

可惜的是,這個新興國家比利時並沒有為人民帶來希望. 自獨立以來,比國執政階級一直無法擺平國內既得利益團體(除了前述語言族群外,還有宗教階級與中產階級的鬥爭)的政治分贓爭執,導致獨立後卻又出現分離聲浪.

1990年以來,隨著弗萊明民族主義份子(Flemish Nationalist)在國內取得經濟政治強勢,比利時分裂趨勢越演越烈,近年來國家近乎分崩離析.2010-2011年期間比利時在歐洲歷史上創下紀錄,成為持續541天沒有政府運行的國家. 就連目前在位的比利時內政部長 Jan Jambon ( interior minister)(他同時也是弗萊明民族主義份子)都公開發言表示懷疑比利時是否還有以一統的國家身分存在必要.

更多悲傷的比利時歷史,請參考: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F%94%E5%88%A9%E6%97%B6%E5%8E%86%E5%8F%B2 (中文)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istory_of_Belgium (英文,內容詳盡)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europe/b...

 (比利時結束沒有政府的541天的新聞報導)



(*註3) 加州柏克萊大學歐洲研究所長 Dr. Jeroen Dewulf 在“Molenbeek, Europe’s capital of jihad?”一文中引述荷蘭學者 Paul Scheffer 對莫倫貝克新移民的描述:

...“Molenbeek became the epitome......” Dutch scholar Paul Scheffer in 2000 labelled Europe’s “multicultural drama,”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beautiful dream about colorful diversity into a dark nightmare.”

http://blogs.berkeley.edu/2015/11/18/molenbeek-e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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